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绝大多数时间有钱人都过得很闲。描写20世纪初期英国上流社会阶级的电视剧《唐顿庄园》里，冷傲的贵族可从来没听说过“周末”这个词，对贵族来说，每一天的日子都很清闲。不过当时的穷人们日子就过得很累了。
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历史学家Hans-Joachim Voth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英国普通工人一周是如何工作64个小时的，他说：“在19世纪，一个人有多穷，就看他一周工作多长时间。”
这种情况在今天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变得很不一样。如今人们的工作时间相较百年之前大大减少，但是相较于穷人，富人的工作时间反而更长。在196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收入更高，相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来说，他们不但收入更高，可支配的闲暇时间也更多。到了2005年，大学毕业生却比高中毕业生每周少八小时休闲时间。去年进行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显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平均每周比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多劳动2小时。其他研究也显示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的比例从1979年的24%上升至2006年的28%，在高中辍学人群中每周超过50小时工作的比例却在下降。
看上去，有钱阶级不再是有闲阶级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颠倒？解释有许多种，其中一种经济学家叫做“替代效应”——工资上涨使得休闲变得更昂贵：不工作等于放弃金钱。上世纪80年代起，顶层收入人群的工资就猛涨，而平均线以下收入人群的收入却未见增长，甚至还比以前更少。收入不公的扩大激励着富人更卖力工作，而穷人工作时间更少。
现代社会经济的本质是“赢家拿走全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替代效应”。全球市场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只有创新型产业才能获取丰厚回报。(例如YouTube、Apple和高盛)打败竞争对手可以获得巨大回报。有研究显示在商业模式中创新型行业回报最丰厚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高技术员工。虽然短期内他们不会获得“加班”奖励，但是最成功的员工(通常是花最多时间在工作上的员工)会从“赢家拿走全部”市场上获取最丰厚的回报。在上世纪80年代，任何一个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人，比起普通40小时工人能多赚11%，到2000年之前，相同工作的此类收入差距已经达到25%。
经济学家会认为替代效应在某种层面上一定和“收入效应”相对。在收入效应中人们认为高工资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所以高收入人群会选择用更多时间休闲，而非工作。如果一个亿万富豪可以给自己买下一座岛来休闲，他有什么理由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呢？不过，现在社会形成的新风俗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收入效应。
其实，从《唐顿庄园》的时代起，富裕国家的工作和休闲就已经交换了位置。时间回到1899年，对社会学也有所涉猎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休闲是奖励给人们的“荣誉勋章”，富人们将脏活和重复性劳动交给其他人——Veblen把这种活叫做“industry”( 勤奋、工业、产业)。不过Veblen口中的有闲阶级也并不悠闲，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开发”自己的潜能上——从事极难的工作和创造性行业——他们著书立作、投身慈善、和其他人在某个观点上一争高下。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Veblen的理论需要更新，在牛津大学最近发表的一份论文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比起以前，在知识密集和智力要求上更高。真正意义上重复劳动的工作比以前更少，比如电梯操作员等工作，更多的是富有魅力的工作，例如时装设计。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办公室里就能够开发自我。工作已经成为快乐的源泉，富人们看上去比以前更加劳累，其实是在工作中寻求放松。另一方面，休闲不再是社会权力的象征，相反，休闲意味着一个人毫无用处、意味着失业。（编译：王大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