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2010年共有31 672人死于枪击（这是能在美国查到的最近的数据），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对此，美国该怎么应对？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执行副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觉得他知道答案：“要阻止一个持枪的坏人，只有靠一个持枪的好人。”如果拉皮埃尔指的是受过训练、且经常练习枪法的警察和军人，那这个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但如果他指的是配备了武器，却训练不足的平民，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看看1998年刊登在《创伤与急诊外科杂志》（Journal of Trauma and Acute Care Surgery）上的一项研究，其中指出：“每次有人在家里出于自卫或者合法的目的开一枪，相对应地就有4次无意射击、7次暴力袭击或凶杀，以及11次自杀或自杀未遂。”持枪者总是幻想自己能一枪结果闯入家园的坏人或是抢劫酒馆的恶棍，然而这个幻想已经被数据所破灭——研究指出，一把枪用于暴力袭击、意外杀伤、自杀或者凶杀的几率，要比它用来自卫的几率高出22倍。我在此前的20年里也始终抱着那样的幻想，所以备了一把手枪，里面装了中空弹，准备把任何胆敢闯入我家的恶人轰成碎片，然而当我得知了这些统计数字，我抛弃了那把枪。
我们还可以从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获得更多洞见，那本书叫《减少美国的枪支暴力：根据证据和分析制定政策》（Reducing Gun Violence in America: Informing Policy with Evidence and Analysis），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是丹尼尔·W·韦伯斯特（Daniel W. Webster）和乔恩·S·维尼克（Jon S. Vernick），两位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讲授健康政策和健康管理。书中指出，在2010年，除了31 672人遭到枪杀之外，还有73 505人因为非致命的子弹伤在急诊室中就诊，另有337 960次暴力犯罪是用枪支犯下的。在那31 672桩命案当中，有61％是自杀，剩下的绝大多数是熟人之间的凶杀。
例如，2010年有1 082名女子和267名男子为自己的伴侣所杀，其中54％都是死于枪击。在过去25年中，枪支在伴侣凶杀案中出现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一切手段。当一个女人被杀，最有可能的死因就是被她的伴侣开枪射死。无论奥运赛跑明星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射杀女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管是将她当作了闯入者，还是在争吵中怒而杀人），她的死都只会暂时占一下报纸头条。也不要忘了南希·兰扎（Nancy Lanza）的命运：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被自己的儿子亚当·兰扎（Adam Lanza）杀死，用的正是她自己的枪，亚当随后又到桑迪胡克小学杀死了20多名儿童和成人。与其把妇女们武装起来对抗狂暴的男性，立法者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在有些州，受到家庭暴力限制令的男子是禁止持枪的。数据显示，在那些州，开枪杀死伴侣的数字下降了25％。
另一个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迷信”是，控枪法会让好人手无寸铁，罪犯保留武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作者表示，情况并非如此：“只要对注册的枪支经销商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包括州内立法要求武器零售商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注册，强制这些零售商记录销售情况，规定执法人员可以查看这些记录，对售枪者做常规检查，并强制其报告武器的失窃或失踪情况——一旦做到了这些，州内枪支经销商的枪支流入罪犯之手的几率就下降了64％。”
最后，在我们放弃文明，把每一个人都武装到牙齿（没有对步枪协会不敬的意思）之前，还是先来看看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2011年的著作《我们天性中那些善良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吧。平克在书中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暴力的衰落，他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国家施行了法治，将裁定争端的权力交给法庭，并且剥夺了民间自行主持正义的行为，转而将执法权交给了学会正确使用武器的警察和军队。
